esball_E世博esball官网【E世博平台esball】

♠《esball》是一个综合的体育直播网站,主要提供足球直播、NBA直播等体育直播,《E世博esball官网》主推绿色,纯净,安全,便捷的用户体验,力争做用户体验最好的体育直播网

Tag Archive : 垒起的垒怎么写

偎依乡土垒起精神家园:郝在春诗歌创作印象

“选择诗歌是为了更加诗意的生活。”土家族诗人郝在春观点鲜明,态度诚恳,追求执著。诗歌既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构建精神家园的一种方式。

越是未知,越是渴望。当我们潜意识中的精神需求被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春风唤醒后,便开始了艰难的跋涉,有着相同爱好的一群年轻人聚集起来,追寻艺术生活,文学成为最爱,也因此有了建始县景阳镇第一个文学团体——由我发起创办的《小江南》民族文学社。当时在恩施农校就读并担任该校《新蕾》文学社主编的郝在春很快与我相识,文学是我们的“红娘”,两个年轻人自此“联姻”,共同构筑文学之梦。这么多年来,在春对诗歌创作不离不弃,深情拥抱故乡,紧紧依偎乡土,细心营造诗意生活,精心构筑精神家园,努力改变贫瘠故土的文化生态,给诗坛带来不同寻常的山野清风和城乡哲思。

在春写诗不急不躁,不求名逐利,总以自己内心真切的感受诗化生活,既深深扎根乡土,又紧贴时代脉搏,衍生一片枝繁叶茂的现代诗歌森林。

早年,才华初露的在春走出校园,却并未如愿分配,不得不与农民兄弟一道,汇入南下打工大潮,谋求一份生计。初期打工时代飘泊不定,辛苦超出想象,好不容易找一份工作,常常加班到深夜,劳累一天的在春仍坚守诗歌理想,下夜班后窝在闷热的出租屋里写诗,时有诗作见诸《星星诗刊》《民族文学》《青年诗人》《佛山文艺》《江河文学》等,还获得过《星星》《芳草》诗歌奖。数年之后,在春返回家乡创业,在官店做起了家电生意,或许是商海忙碌,好久没见在春作品,以为他放弃了诗歌写作,便不时追问。他说,一直在写诗,哪怕写得不多,也不会放弃。2001年,我到建始报社从事副刊编辑后,曾向在春约稿,他不仅连续投来乡土意蕴深厚的诗歌,还按我指定的家乡风情、历史、人文题材创作了一些散文。

网络论坛热起来那会儿,在春也到一些诗歌论坛和原创文学论坛溜达,与文友们真心交流,并跨越了国界,有作品被加拿大诗刊《北美枫》选发。《第三条道路》《晚报文萃》等也相继选载在春的诗歌。在春依偎乡土,坚守乡土,改善乡土,锻造乡土,默默地写他的诗,偶尔发表他的看法,从不卷入论坛的诗歌争霸战。任尔硝烟四起,我自岿然不动。把诗写好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一文不值。今年1月,我在中山迎来了他的首部诗集《掌心里的乡土》(线月出版),心中溢满春暖花开的欣喜。

尽管之前编校过这本诗集的电子稿,拿到新书以后,仍然爱不释手,从头到尾再读一遍。乡土气息,现实思考,浓郁情思,精神追求,一一自书香中弥散开来。书名改得很好———《掌心里的乡土》,正彰显了在春对乡土的钟情和珍爱,以及期望。他的诗歌,就是故土走向文明的变迁史,就是诗人守护家园、革新家园的心灵史,更是诗人以乡土为基石给父老乡亲搭建的新型精神家园。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城乡的融合,乡土作为文学的意象似乎被大多作家、诗人淡漠了,或者正在日渐隐退历史舞台。而土生土长的郝在春,仍然牢牢抓住乡土的命根,挚情地抒写乡土的命运,淳朴,亲切,无私,悲悯,乃至疼痛,都在他的诗句里蓬勃生长。《喂鸡》写出了游子的依恋和母亲的坚韧:“母亲晾在手中的谷粒/擦亮了鸡的眼睛/母亲对鸡的呼唤/让我倍加温暖可亲//撒完了食物/母亲拍手挥挥手/鸡们仍不离去/前呼后拥中/母亲没有我们离开的孤独。”从《草根》里,我们不难看出诗人的民间情怀和奉献精神:“我要赶在黎明到来之前/将人世间更多美好的事情/凝聚成朝露/并收藏到生命的根部/花开花落之后给季节留下一个笑容。”

在春写诗视乡土为命脉,以此为根,追随时代脚步,对转型时期风云变幻的城乡生活做出了精准的把握,有讴歌,也有沉思;有痛苦,也有欢欣;有失意,也有希望。《当下》《在黄鹤楼撞吉祥钟》《叫一声兄弟》《循礼门饭店》《城市没有屋檐》《回归故里》《疯子眼中的城市》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在春在《掌心里的乡土》后记中写道:“我家祖屋后面是大山,山的缝隙处是古栈道,祖父时代盐贩子将这条青石板铺就的路面打磨得很光滑。小时候我常常喜欢一个人爬上去,喜欢爬到山腰再俯瞰我山脚下的家园。”由此看出,诗人与众不同,儿时心中就有一种对家园的审视,正是这种由衷的审视,自然而然滋生了他的诗歌梦想:开垦故乡的文化荒漠,建构文明的精神家园,与现代生活保持同步,让父老乡亲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

垒起万里护林墙

1999年,壶关县十里村党支部书记向学平倒霉了。当时山西省委一位负责人,到下面搞调查研究。路过十里村,看是一个很大的村子,人口稠密,就走进村子。进第一户没人,进第二户也没人。进了第三户人家,有一个汉子在家。这人因为什么事正跟村干部有怨气,看来了一行人,挺和气的在他家喝水聊天,就把怨气发泄了出来。说这个村的干部作风粗暴,喝酒骂人……这位负责人非常生气。

经报社四处宣传,全国都知道山西有一个村干部向学平“欺负老百姓”,“经济越落后,干部越坏”。

一时间,向学平感到压力非常大,整夜整夜睡不着。这个40左右的男子汉在没人的时候痛哭失声。他觉得自己拼命为村里谋利益,经常十天半月不着家,婆娘对他意见大着呢。他们这些村干部一年干到头却有半年工资落实不了……结果他落了个全国声讨。

他的村支书差点被撤。就在这时,壶关县开始了一个大活动,修建万里防火墙,保护壶关25年的绿化成果。他带着委屈和压力投入进去。把抑郁之气转化为干劲,结果他与村上的老百姓一起,在太行山上干出了一番大事情。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闻:一个县的人民为了保护80万亩林海,历时3年,用石块垒出一万里长的护林墙。这是只有愚公才能干出的事。太行山基本是座石头山。山西壶关县与河南林县(林州市)在这石山上挨着。护林墙与林州的红旗渠连接上了,一前一后像两条长蛇一样在穷山沟里舞动。

如何又生出一条如红旗渠一样的工程?记者带着这个问题,冒雪赶往晋东南的壶关县。

长途车缓慢地驶过两壁高达百丈、中间只有30米宽的太行山大峡谷。飞雪掩盖幽林,冰柱倒挂山涧,车灯在雾中微弱地闪……

傍晚才赶到这大山中的小县城。到这儿我才知道,壶关最出名的不是它的护林墙而是它的绿化率。

壶关在汉朝设县,为著名古战场。唐宋以前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到民国时期还有30%左右,“上党战役一把火给烧了,再加上的破坏,到了50年代末,山上全秃了。”西川底乡的干部对记者说。

上世纪50年代壶关县的森林覆盖率陡降到2.3%,连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基本就是光秃秃的干石山。老百姓的生活极苦,“山荒鸟绝迹,滴水贵如油”。在林州人修建红旗渠的时候,壶关人也开始想改变自己的面貌。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经过20多年的苦战,他们在大巨石一样的太行山上,植出了一个大森林。

记者多次到山西采访,知道那里的基层干部的素质参差不齐,但壶关县的领导有一点让每位到那里的人都很感动,就是他们历届干部都非常爱树。那是一种很强烈的意识,从“文革”末期就这样,不管你跟谁的路线,不管你在省上京中有什么人,只要你在壶关当官,不绿化就待不住。

一位曾到那里采访过的作家说:“我不管你们如何争斗(当然,壶关干部的廉洁奉公在附近县市比较出名),只要你们为国家,为百姓干了一件好事,就是当你们离任时,把一个完整的、郁郁葱葱的一县之土交还给老百姓和国家,那就是大好官,就没辜负了皇天厚土。”

每届政府都在上一届政府的基础上再进行新一轮的植树造林。所谓“三个书记(县乡村)抓林业,25年如一日”。就这样,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一年一年地植树,一任一任地接力,他们硬是在干石山上创出奇迹,把壶关植成了个大公园(壶关被定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自古中国的油松就是长在阴坡山,但壶关的农民王五全80年代初,创造了油松在阳坡石缝中植活的方法。他为此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壶关县大力普及,有近十万人掌握了这项技术,大家齐上阵。年年在石头缝里种树。以至于全国哪有在恶劣环境种树的活,比如在石头山上绿化,在高大楼房、水泥街区和立交桥上种树栽草,园林部门就去壶关请人。记者听说他们的绝活,能在基本上没土的石壁山上种树,确实大感惊奇。

他们成立了种林专业队,走遍全国。在广州、深圳和上海等大城市,经常有全国的十几个专业队一起搞绿化,而壶关的成活率最高。

他们在本县的石头山上种树成活率也是全国最高,超过了那些条件好的、温暖潮湿的南方地区。这不是哪位官员一顿酒肉后随便说的,而是国家林业部造林司的工作人员春天种树时来一趟,秋天成活时再来一趟,在同一块地方一棵棵数出来的。

壶关的百姓并不隐讳他们的经验,希望全国都能学会。他们的经验是:“阴坡育苗阴坡栽,阳坡育苗阳坡栽,当地育苗当地栽。”

壶关森林覆盖率到2002年已达到了50%。这是一个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亦超世界生态保护得很好的德国和韩国的水平。要知道山西全省才是13%,全国的森林覆盖率也差不多才是12%。

在整个北方地区,它的绿化率最高,副县长李彦中对记者说,“这是在全国绿化工作会议中评出的,但与南方地区的绿化魁首桂林地区的80%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因为森林,这个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的地方得到改变。它现在很富有,它的森林价值被评估为30亿元人民币。

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只有造林才能改变干旱面貌。他们的口号是:“造林就是造水,造水就是造福。”

“树多真好!”五里坡的老山民向记者感叹:“十几年前,这里春天雨水贵如油,而七八九三个月又是山洪滚滚,泥石俱下。而现在是春天水多了,夏天水少了。”

据有关部门测算,90年代初,壶关春天雨量平均是50毫米,而2001年和2002年平均是80毫米。无霜期也延长了15天。

“90年代以来,全县的山上先后冒出30多处常年性或季节性的小泉小水。”林业局局长刘安松这样介绍:“现在下小雨了,山上已经不流水了,下大雨了,流下的是清水。不像从前,小雨大雨,都是洪流裹着泥沙从山上滚滚而下。

“壶关林业已经做到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整个山上都形成了这种景象。”

一山如果光种庄稼,一山都是森林,哪个对老百姓更实惠?并不是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林木会挤占庄稼。壶关以森林为屏障的农业,自1990年以来连年增产,在土地、化肥、地膜没有增加的情况下,1998年和1999年又有新的突破。

“过去这里十年九旱,亩产只有100公斤,现在这里的亩产已达1000多公斤。”

林木本身也带来大量财富,壶关在石头缝中栽种最多的是油松,生长较其他松种也算快的,10年就能间伐有收益了。为了防病虫害和火灾,他们种的是混合林。这些树的效益也很大。老百姓采松籽和柏籽,一天可赚30多元。

野菜和药材也多了,计有150多种,著名的有何首乌和天然蘑菇。这成了农民的一项大收入。一亩林地自然生长的蘑菇,农民采后晒干竟有一万斤。这种蘑菇的味道和价值跟人工种植的大不一样。还有,壶关即将成为旅游的热点,他们挟着太行山大峡谷和满山的翠绿,想跟晋中的大院文化叫板。

人们叫壶关的绿色为“林海”。经常陪上面来人的林业局长刘安松说,中央和省里的老干部特别喜欢“林海”。这些老干部来后,经常爬到最高处,面对着一望无际的林海久久不语,不愿意走。

他们背负着一个“北方最绿”的帽子,心情总是很紧张。“一旦出事,谁也逃不脱干系。”原掌管林业的副县长牛建忠这样对我说。

起先他们怎么也想不出防山火的好办法,只好先解决滥砍乱伐问题。中国所有山林都存在的滥砍乱伐问题。记者走遍华北华南的山山水水,很少能看到不受滥砍乱伐之苦的山林。

我问现在分管林业的李彦中副县长,壶关群众为什么不滥砍乱伐?他想了想说,“因为树是他们亲手栽的,他们有了感情,同时他们艰苦奋斗的意识比较强。”

这个回答有些笼统。记者了解到,他们采取了多种措施,比如干部分片包干,养护树林,一旦发现损害,就批评处分,甚至撤职查办―――整个长治地区,对干部的处罚是来真格的。一直陪记者采访的县长助理小任,原来是壶关县管工业的副县长,当时是整个长治市最年轻的县级干部,因为县上小煤窑发生事故,死了一个人,就被撤职,两三年没有任用,现在刚恢复工作当县长助理。

各乡镇自觉创造了各种养林护林的办法,比如谁欠债谁就去植树造林,用以顶欠款,谁被批了一块宅基地谁必须去营造一片补偿林,谁得到批准伐木料,除了交钱他外还要砍一棵种两棵……

壶关调动了农民养林护林的巨大的资源,这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林业局长刘安松说,壶关的农民每年为养护森林投工投料折款500万元以上,是国家投资的15倍,解决了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

我觉得壶关百姓就是好。当我在采访中,看到山民们带着质朴温和的笑在雪原中站立着,雪花落在他们黑红的脸上,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我觉得这里肯定存在一个民性问题。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而山清水秀出什么呢。应该说,“刁民”糟蹋出一个穷山恶水,良民创造出一方清山绿水。许多到过这里的人都在想,他们在保护绿色的过程受的苦是别的地方的人受不了的、不愿意受的……

由于气候变暖,持续干旱,壶关防火任务越来越重。每到清明节期间,有时一天发生数起火灾,此起彼伏,防不胜防。尽管县里领导和群众一起死看硬守,实行包片、包村、包山头,一定程度减少了森林火灾,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隐患。

牛建忠副县长说,他当时非常狼狈,一听有火讯,心里就慌得不得了,在奔赴火场的路上就在心里祈求,这火赶快灭了吧,不要蔓延开来!到了火场他就什么都不顾往前冲,忘了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杯水车薪。他总是念叨“这事太大了,这事太大了,20年的成果啊!”结果好几次他被烧得衣服焦糊,皮肤红烫。

“那时我们写的标语是什么标语,你听听!”牛建忠说:‘谁烧山,谁坐牢’。1999年,东张村有个老太太烧了山。她家里特别穷,她头脑也不清楚,我们去处理时心就软了,以教育为主。村上的群众不干了,一直反映,你们说的,谁烧山谁坐牢,你们不处理就不能教育老百姓。最后,公安赶去,把老太太拘押起来。这个县的老百姓自发要求不讲情面,对树付出很多。”

“搬起石头栽树,垒起石墙护林。这是壶关人民的创造。”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经常在大会上这样说。

垒防火墙应该说是一个干部的创造,这个干部就是牛建忠。用他自己的话,是吓出来的。记者采访时,他已经退了,但所有人都在谈论他。他在人们心里立起了一块碑。

l999年6月,牛建忠回乡探视得病的父亲。一路上他心事重重,因为他是全县护林防火总指挥,此时正是春夏之交,火灾频繁。对父亲的担忧似乎压不住对山火的惧怕。他四处探问有什么防止山火的好办法。他的家乡井泽口村是一个绿树环绕的小村庄,昔日1300多亩石头山已变成郁郁葱葱的森林。但村里人永远也忘不了森林之火给他们带来的恐惧。就在1998年春天,相邻的洪掌村在烧地茬儿时,引起了山火,火势蔓延到井泽口,全村人上山扑了一天才扑灭……

大家议论纷纷,说火灾大多是在村边、路边、田边,由于上坟、烧荒、吸烟等用火不慎引起的,要能把火苗挡在障碍物之外就好了。老乡们的提议让牛建忠想了很多,他想到了外地拉铁丝网护林的做法。但村民们马上说,铁丝网无法隔火……夜已经很深了,他们还是没有想出满意的办法。第二天一大早,牛建忠带着村干部和几位老农来到村后的那片山林里转悠,他看到漫山遍野的石头,突然说一句“垒一道石头防火墙如何?”

乡亲们愣了一下说,这办法好。村里有一个40多亩的果园,六七十年代为防盗垒了一圈墙,野火从没蔓延进去。牛建忠带着大家实地察看了那个果园……他当即做决定,说干就干。他带领乡亲们在“三边”(村边、路边、地边)开始垒墙。70天的时间里,井泽口的老百姓垒起了一道宽50厘米,高100厘米,长5公里的石质防火墙,并刷了白。把全村1000多亩山林全围了起来。

县上知道这个经验后如获至宝,当月就在井泽口村召开了现场会。县里的领导一致认为,建设护林墙是保护壶关人民辛勤种树20多年成果的惟一有效措施,是使全县人民的功业延续百年的重要举动。

“有了这个护林墙,我知道领导们都松了一口气。包括我,这时才能睡一个塌实觉。”刘安松对记者回忆说。

石头护林墙很块在全县推开了。许多村镇的护林墙开始超过了井泽口村。当年8月,壶关县又在西川底乡召开第二次现场会。10月份,全县又召开第三次现场会。全县各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记者采访时在路边和村边所看到的“领导样板墙”、“干部示范墙”、“军民竞赛墙”的牌号,都是当年“遗迹”。

井泽口村最早的标准,即1米高,50厘米的宽的墙这时被认为还不保险,又产生了新的标准:8415,即底部80厘米宽,顶部40厘米宽,高1.5米。

垒石头是壶关人的好戏。大井村的村主任郭立兴说,“壶关人能垒石头。我们常年住在石头山中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拳头大小的石头不用水泥不用石灰干垒一面墙不倒。山下的人就不行。垒的墙既不好看还是一推就倒。”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有的喜用大石块,有的爱用小石头,为了美观,大多数村乡都在石头墙上刷了白,有的还垒出城垛,盖上小亭子。

县上把村民自编的口诀总结出来,作为施工质量的总体要求:“铲出根基,夯实不虚,大石垫底,最低一米,上窄下宽,梯形石体。”

由县乡各机关抽调的技术人员,秉承上面旨意,严格把关。对支差应付的花架子护林墙全部推倒重建。他们对全县的护林墙一米一米进行测量检查,不合格绝不验收,从而保证了大部分护林墙的质量。

干事就要干彻底。红旗渠就是这样倔脾气的人干出来的。我看到那年县长赵春英在一次县乡大会上不留情面地批评:“纵观全县的防火墙,公路沿线、村边、地边倒塌的不少,质量标准不高的不少、支差应付的防火墙也不少,尤其是原固村乡、崇贤乡、五龙山乡的防护墙标准低、质量差。以上这种现状与上级要求的精品工程差距大、反差大,必须迎头赶上。”

李副县长介绍说,“像防止滥砍乱伐一样,壶关修墙先抓干部,县里以责任书形式与县三级干部进行了签订。细化落实到每个干部身上。县四大班子要对自己所包乡镇、村的防护墙修建负责。县直属机关包村的干部必须沉下去,与当地村委、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三级干部要做到一级给一级加压力,一级给一级放担子……”

最苦的是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我知道,壶关搞千军万马齐上阵,到目前为止,全县出动劳动力100万人次,已修建防火墙5000多公里。

但建防火墙是否成了农民的自觉行动?是否是干部热衷的形象工程,而老百姓不感冒?

我们在大雪中艰难行车来到一个叫韩庄的村子。一片皆白,渺无人影。随便走入一户人家,只有老汉在家。他看到那么多干部模样的人进来,有些惶惑。当记者问他修防火墙管不管用?他用很难懂的晋南和豫西一带混合的口音回答:“防火墙有很多好处,除了防火外,还防盗,偷树的人砍倒树木也没法运走,也防牲口啃咬……”

又走进一户人家,问一个做针线活的中年妇女:“你为什么要建这个防火墙?”她回答得简单:“这个树是我栽的,我浇的。我不想让它被烧死。”

记者听刘局长介绍,百尺镇流泽村的一个农民在修防火墙时被石头砸死。农民们说,我们的森林是血换来的,我们要好好保护……

记者来到大井村时,雪已经下了半尺厚了。在寒冷的村委会的水泥板屋里,脸色黑红的村主任郭立兴把炉火捅得通红。

“二队的李立堂,是原来的老支书,现在60多岁了。他把老人、妇女和小孩都发动起来。为了节省时间,他吃住在工地。他垒出的墙石块大,质量高。妇孺老幼一个人搬不动石快,就好几个人抬一块,硬是把50多公里的墙建了起来。”

李造龙是个。75岁了,还上山跟大家一起抬石头。家里人怕伤着他,把他的工具藏了起来,他跑到邻村借到工具又上山了。

土寨的李小信,是老党员,现年80岁了,他坚决要求上阵,说背石头背不动了,可以砌。

郭立兴笑笑说,“你们城市人没受过这个苦。在我们这里,妇女老人都要上山。修防火墙主要是在冬天,天寒地冻,地硬得跟铁一样,晌午饭就吃两个冻硬的馒头,能喝上一碗热水就不错了。”

记者心里一动:丈夫和儿子们在城里种树干活,以最高效率美化了城里的楼堂馆所。但因是民工,被人看不起,是所谓最低层次的。而他们的妻子、父母和孩子,还在北风呼啸中修建石头墙,干着人世间基本是最苦的活……记者在屋里做记录的手都冻得有些麻木,而这些父老乡亲却要搬那些冰冷如铁的石块。

“朱总司令在这里住过,这里的人觉悟高。”郭立兴对记者说:“当初为了防军队,要烧林子,人们一点怨言也没有。一把火把原始森林烧了。现在为了护林,还是指到哪儿打到哪儿。一个工就给1元,说白了就是白干。”

刘安松有些无奈地说,“一米防火墙连工带料造价是30元,县上才补给5角钱。其他全是老百姓自己垫上的。”

老百姓真的没有怨言心甘情愿地干吗?许多地方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对于基层干部而言,这里面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

十里村党支部书记向学平在背着个“喝酒干部”“骂人书记”的帽子时候开始他的动员。那时许多人都不相信他还能立足下去,心想,这人咋呼什么呢,全国出了名的坏干部……对他的动员,冷眼观看。

向学平也知道人们怎么想他,白天开会动员,晚上回家沉默寡言。几天下来,村民们根本没有动静,有的还跟他讲条件。他一气之下,把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召集起来,这是他在全国“扬名”后第一次召集党员干部会议。

“我当不当这个村官,没什么关系,我也等着把我给撤了。我在位一天,就要干一天。现在老百姓不相信我,不相信咱们能干出一个样来。那咱们党员干部就自己干,我不相信感动不了老百姓!”

十几位党员干部在那深秋的日子里,抬着工具和锅灶上山了。村民们目光疑惑,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不管是大雾寒霜还是刮风下雨,干部们就在山上挖石头垒石墙,中午在那埋锅造饭,每天晚上都是七八点才回家。有时候,向学平就自己住在工地上,连家都不回了。整整8天过去,村民们被感动了,纷纷拿着工具上山。

已经变得黑瘦憔悴的向学平偷偷哭了。他说,这不仅是对防火墙的支持,也是对他人格和干部资格的肯定。

随后的两年中,十里村700多老幼妇孺在向学平的带领下共修建了3万多米防火墙,质高量大,成为典型。

太行山大峡谷是记者从没见过的一种山状,50公里长的峡谷让人喘不过来气来。两边像刀削一样的峭壁好像随时要塌下来一样压向中间的窄道。

但是大峡谷也面临着严重问题,晋豫两省的运煤通道正是峡谷中的那条道,几十年的熏逼,峡谷的两壁都有些发黑了,轰隆巨声扰了游人幽思。

这么好的景致,全国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壶关的人过于朴实,过于不在意包装自己。

刘安松对记者说,像晋煤改道这种事不是他们能决定的。他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美化它,种树。他们打算今年春天再用飞机在大峡谷上空飞播一遍(80年代曾经飞播一次),所需的几百万元他们正到处筹措。他忙得头晕脑涨也是为这事。

防护墙确实起到了作用,1997、1998两年经常发生火灾,现在四季基本没有发生过。或者说3年来没有发生一起火灾。长治市林业部门统计,壶关火警下降了90%,凡筑起防火墙的地方没有发生一起火情火灾。

“过去下雨,墙倒屋塌,现在山上水下不来了。”一个老农指着大雪覆盖的大山对我说。

但几乎所有知道防火墙的人都有些纳闷,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只存在于壶关,以及长治等周边一些县市。全国全省的现场会、推广会早几年就先后在这开过几次了,为什么推广不开?

有些外头的干部到了壶关,听了他们的经验后只摇头。说在他们那儿根本行不通。这么艰巨的工程,在这么险峻的地方,修一万里墙,你就是拨几个亿也不一定能干成,贪污浪费磨洋工,随后就不了了之了。

山西省省长刘振华在下乡调研时来到壶关,看到被绿色覆盖的大山上盘旋着宛如长城一样的长墙,连声称赞“了不起!”他说,“这是一项伟大创造,是我们在办公室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也不敢想的伟大工程。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只要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人民就会积极响应。”

省委书记田成平也来到十里村,看到绵延的防火墙不禁感慨,说十里村的百姓好样的。

记者问,你那时真的爱喝酒骂人?他沉吟了一下,“那个汉子……他不知道来的是省委领导,他当时跟干部生气,乱说……我想把心掰碎了给村民还来不及呢,不过……”他乐了。

凡本网注明来源:中青在线或中国青年报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中青在线或中国青年报社,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

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按双方协议注明作品来源。违反上述声明者,中青在线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中青在线)”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 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本网站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和看法,与本网站立场无关,文责作者自负。

刘良:用石头垒起梦想王国

在他的多重身份里,每一项都与石材有关。在寻石路上,他是位“石僧”,为石而生,因石而行。为了寻找一块触动人心的石头,他每每游走在全球的各个角落里,收获了黝黑似石的肤色,也收获着人与石,人与自然的领悟。

在石材圈里,他是石材品牌升级第一人,是石材创新领军人物,是石材转型升级的典范,亦是诸多石材人心中的“前辈”。从原材料到产品品牌,从“五号仓库”到生活方式,从博物馆到石文化传承,他在石头的世界里布道修行,在石材转型升级路上审时度势,用他的一腔热血和超前思维,引领着石材产业的跨越发展。

他,就是全国工商联石材业商会常务会长、中国石材协会副会长、厦门总商会副会长、厦门市石材商会会长、福建省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英良集团董事长刘良。

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时,石材出口受很大影响,而刘良当时恰好在做进口。“最早是从印度进口石头,然后作为一个贸易商提供给加工厂,那时候算是最早的一批,也抓住了一些机会”。到了2002年的时候,刘良从贸易转向了实体企业,开始投资工厂。在当时的福建南安市水头镇石材市场竞争不断白热化时,刘良从石材的提供商贸易商变成了加工商。

时间进入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下,只掌握产业链上游加工的生产商们逐渐感到话语权的缺失。刘良没有只低头加工,他抬头看到了其他意大利等石材产业聚集区里品牌石企的发展模式。从第一个阶段的整体跟随,迈入至关重要的第二个战略——局部超越战略。2008年,英良决定集中精力打造高端石材品牌“五号仓库”,而正是这个集艺术陈列、板材销售、奢华体验馆于一身的五号仓库,让英良快速打响了品牌。此后,英良陆续实施第三个发展战略——品牌化与多元化。

“所谓的品牌化,就是强化现有的‘五号仓库’品牌。此外,在互联网来势凶猛的当下,不能忽视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颠覆,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利用互联网思维带动行业发展,未来的石材业,跨界、多元化才是主流。”刘良说道。

每每提到成功时,刘良都强调自己离成功还很远,只是跋涉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提及当初为何会萌生创立“五号仓库”这个石材品牌时,这位厦门大学生化专业毕业,沉浸石材界20多年的“石商”笑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觉得“五”这个数字比较好记。他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名称,而是比旁人快了那么一小步。

“支撑企业快人一步的根本,来自于公司的战略部署。”刘良说,最初英良与水头镇其他数以千计的石材加工厂一样从事着从国外进口石材,来料加工后再出口的简单模式,如果没有步步为营的战略支撑,英良集团无法成就现有的规模。刘良表示自己就是中国石材行业的一个见证者,“从外贸到内贸,从贸易到实体,从实体到转型。”

应该说,刘良拥有今天的成就并非偶然——成为第一批将国外石材产品引进中国市场的开拓者;第一个在印度投资石材加工厂,将大量印度花岗岩成功引入中国市场;第一次运用保税物流的模式引进跨国石材企业;第一个在土耳其设立代表处的水头石材企业,参与开发了大部分的土耳其大理石矿山……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人没能看到的风景。

如果说战略为英良发展指明了前行的方向,那么创新便是企业得以顺利驶往成功彼岸的动力。在2017年的千人企业家大会上,泉州市委市政府曾强调过商业模式的创新,强调过文化产业与传统实体的对接融合,更强调智造升级的未来方向。“最佳的结合就是企业发展与政府的指导不谋而合。”刘良说,无论是此前打响“五号仓库”石材品牌时提到要打造石材界的“路易威登”,还是现在斥资十多亿元倾尽心力打造的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企业强调的都是一个“新”字。

正因为是全新领域的开拓,很多经验很多摸索都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刘良经常要把自己清零,以全新的姿态去学习捕捉全新的思潮。

在博物馆建设期间,刘良曾频繁往返于厦门大学,与厦大人类学教授张先清博导及其团队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样的合作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产学合作,已经上升到了学术研究的范畴。石材可以是默默无闻也可以是价值连城,就看如何挖掘其内在的创新价值了。

“这个事情没人做过,我们正在做,要做就做最好的。”有着顽石般精神的刘良希望自己的博物馆不只是简单地收集大量样本,更能通过同步书籍创作,多渠道的跨界合作,用开放的思维为石材界,为中国的博物馆发展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让每位来看过的人们真正从心底里接受、了解甚至爱上石头。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文质彬彬的刘良怎么看都不像传统意义上的石材商。“十几年前人们对于石材的印象就是‘傻大粗’。”刘良说,以前参加同学会时,他甚至有点害羞自己的石商身份。生于孔孟之乡的他心里始终有一个文化的情结:“最早接触石材是为了生存,可是如今我是真的爱上了看似冷冰冰的石头,越了解、越走近你会越惊叹于其蕴含的文化精髓。”刘良说,他想用直观、通俗的办法带领更多的人以文化视角了解他所钟爱的石头。

一早就将市场定位在高端艺术品位的刘良,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提升石材的文化艺术气息。“从粗加工到品牌运作,再到未来难以被复制赶超的博物馆模式,都是想达到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直至卖文化的飞跃。”刘良说,这个发展途径是每个行业都必须经历的。在他看来,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智造之路,应该分为五个递进式版本概念来完成。1.0初级版本是企业初步形象概念,告诉人家你是生产什么的;2.0版本则是产品工艺概念,开始重视产品的质量命门;3.0版本则是设计概念,开始重视产品的外观设计;4.0版本是重视打造品牌文化内核,关注工业设计重要性;5.0版本便是建立在产品之上的文化价值提升。“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就是刘良探索产品之上文化价值提升的实际作为。

2019年11月初的石博会期间,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试运营。“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遵循‘展、研、藏、教’的原则,以丰富的馆藏、专业的解说、全面的展示,向人们讲述石头46亿年的文化故事。用科研学术的语言以及专业的地质知识,赋予石材更多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让石材的美不再停留于丰富的纹理,更让天然石材拥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这是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初衷,是愿景,更是使命。”刘良说。从创建以来,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就十分重视软硬实力的双重建设及提升,长期与国内外顶尖科研机构及高校保持密切接触和合作,并得到业界的一致支持和广泛认可。旨在打造“专业的、有趣的、可以带回家的”综合性石文化博物馆。

在刘良的理解中,行业博物馆作为一种富有活力、新兴的博物馆类型,一定程度上补充并冲击了原有博物馆类型单一的局面。“我想在石材历史上写下一笔,希望未来人们但凡提到石材就会想到中国水头,想到水头镇的石材博物馆”。作为国内石材博物馆第一人,刘良义无反顾。

“饮水思源,富而思进”,这句话一直是刘良挥不去的公益情怀,他觉得企业不仅仅是用来赚钱的渠道,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平台。“回报社会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社会责任是企业价值的体现,更是企业长青的根本。”英良集团践行善举如涓流,经年不息——捐资助学、赞助文化事业、帮扶、助力脱贫攻坚……二十余年已累计捐资数千万元。

在2020年“抗疫”的关键时刻,刘良第一时间投身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牵头组织,火线驰援,尽绵薄之力。刘良意识到随着疫情的肆虐,防疫物资必定紧缺,火速发起倡议,号召所有成员、同学、兄弟发动一切海内外商贸伙伴资源,在全球采购战“疫”前线的物资,并带头捐款捐物。在刘良的感召下,短短10天内共收到来自113个石材机构、企业和个人的善款共计3152000元。

疫情时期,刘良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关爱员工和客户健康,持续稳健地开展公司经营工作,为石材企业树立了榜样,为石材行业赢得了口碑,为国家抗疫贡献了微薄之力,让全世界见识了中国“石”力。

历史谱华章,时代塑峥嵘。在刘良的带领下,英良集团已历经二十载风雨砥砺,始终以“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努力拼搏、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企业精神,实现了集团规模和品牌双管齐下的跨越式发展,成为一家高速高质发展的综合性集团企业,是中国领先、业内瞩目的大型石材企业。

投身时代浪潮,就要有矢志不渝的坚持。“从原材料到博物馆,从产品到文化,我们不忘初心;从1999年开始投身石材行业,先行厦门、水头,英良将‘国际化’‘高品质’‘生活方式’‘石文化’等领先理念在中国石材领域进行探索和实践。”刘良表示,将紧随国家发展战略,布局深耕,花开全国,继续践行“缔造石材生活方式,传播弘扬石文化”。